這幾天真的好累，體力透支，鬧鐘偏偏一早就響了。我翻個身，眼皮睜不開。從初診斷到現在才十幾天，我卻覺得好漫長，長到彷彿經歷了無數次生死。
好疲倦啊，我可以賴在床上，不要面對現實嗎？今天要發稿單、發攝影單、敲定下週的採訪，並且寫完一篇稿子。一定要提早出門才行。
撐起來坐在床沿想了一會，決定弄份蔥蛋、烤個小貝果、做碗草莓優格，再好好煮杯咖啡。我需要一頓舒服、悠閒的早餐，讓自己喘口氣。
只有一個我能夠照顧阿述、小狗，我撐得好累，需要蹲一蹲，才有力氣站得直挺挺，重新當她們的靠山。
出門時間晚了，只好趕計程車上班，在車上打電話諮詢律師朋友，簡單說了阿述發現罹癌的經過、目前的狀態，以及我們的盤算後，問律師：「我有醫療決定權嗎？我們的財產是否需要先處置？」
我最想問的是：我們已經像夫妻一樣在一起十三年，我可以像異性戀夫妻一樣，為我的伴侶處理事情嗎？法律對我們有什麼保障？或者，法律會如何為難我們？
律師淡淡地說：「你們是法律上的陌生人。」目前台灣的法律並不保障同志伴侶的權益。哪怕我們已經在一起十三年，我還是沒有醫療決定權，更無法處分我跟阿述的共同財產。
我聽了非常震驚。我們比很多異性戀夫妻都相愛、緊密，沒想到卻是法律上的陌生人，我們不是「合法的伴侶」，所有法律上承認的伴侶責任與權利，我們都沒有。
我們的關係，比我想像的脆弱、難堪。
其實這不是我第一次遇到「不合法的困境」。兩三年前，為了買保單，就費盡心思。
當時有好幾位長輩心臟病發，很突然就過去了，甚至有正值壯年的朋友，只是去看場電影，卻心肌梗塞發作，電影還沒有演完，他就走了。我真的很不安，作息顛倒的阿述萬一突然倒下，我該怎麼辦？老是氣喘，又有心臟病的我，萬一走了，阿述怎麼辦？
星盤上有四顆天蠍的我，常常感受到死亡的黑暗力量，我會預想死亡場景。也許是我走了，阿述悲傷邋遢到無法好好生活；或者是阿述走了，我慌張到只會哭。有時候我想著想著，就鼻頭發酸。
死亡隨時會來，我總得預先做點什麼。我決定兩人都要買保險，並且把對方設為受益人。我們必須為對方留一筆錢，萬一我們離去，活下來的人可以有兩年盡情悲傷，不用為錢苦惱。
我找了親近的朋友幫忙處理保單。儘管現行保單裡可以用朋友當受益人，但實際上申請理賠時，還是有死亡證明才能作數，極可能讓她被家屬刁難。雖然我們跟彼此原生家庭的感情都很好，牽扯到錢，還是要謹慎，不要讓任何一方為難。
於是我堅持的保單條件就是：「阿述不需要拿到我的死亡證明，就可以領到保險金。」我不是故意龜毛刁難，而是我不願意阿述傷心哀痛時，還要為了死亡證明而苦惱，甚至為此跟我的家人爭吵。
最後保險專員終於找到一個辦法，只要把直系親屬也設定為受益人，再調整兩人理賠金的比例，我身故後，當家屬提出死亡證明申請保險金，保險公司就會主動按比例分配保險金。雖然繞了一個彎，也減少阿述的部分權益，卻是我們能夠找到最好的方法。
於是我們各買一張保單，保險金百分之十給母親，百分之九十給對方。有了這筆「哀悼基金」，我才可以安心離去。
這是我第一次深深感受到同志伴侶原來這麼不堪。
現在阿述罹患癌症，要面對的更多，在醫療權上，雖然醫療法第十三條、十四條明定「關係人」也可以有醫療決定權，但是當遇到重大醫療決定，如截肢、插管、放棄急救等危急關頭，醫院為了自保，通常都堅持要家屬簽名才算數。
醫療權尚且如此，更別提監護權、探視權、財產處分等……我們到底還要經過多少刁難？我們難道不是相愛的伴侶嗎？為什麼我們要忍受這樣的歧視？
台灣對同志真的公平嗎？真的沒有歧視了嗎？
我掛上電話，無語望向窗外。下太陽雨了，細細雨絲把仁愛路洗得好乾淨。計程車司機把冷氣開得很強，放送台語老歌。小車彷彿成了另一個宇宙，安靜、冷冽，車子開得平穩緩慢，我掉入另一個平行宇宙嗎？為什麼窗外的世界那麼美麗，我卻要面對這麼多難堪？
為什麼我跟阿述只能是法律上的陌生人？
我抹了抹眼淚，望著清亮街景，這世界根本不美麗，世界很虛假。
(書名：說好一起到老，作者：翟欣怡)
(圖文由寶瓶文化提供)